2012/3/25

今天的電影.明天的檔案影片 ----英國檔案影片的使用實例


(Photo by BBC Reel History of Britain)

臺灣的紀錄片,在198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,由製作層面來看,一路從早期做為政治參與及社會運動的工具(如:綠色小組),接著發展出社會人文與弱勢關懷的角度(如:全景映象工作室),到以紀錄片做為影像創作與美學探討的形式之一;在不同的階段,各自因為社會背景與產業的變遷,呈現出不同的特質。時至今日,臺灣的紀錄片,在整個影像(電視、劇情電影、動畫等)的範疇裡,不論做為一種未來成熟產業的可能性,還是維持其獨立製作為大宗的現狀,都已經變成臺灣影像產製的重要類型之一。

另一方面,近兩年來的臺灣劇情電影,不論在製作出品量或本土票房,皆呈現方興未艾之勢;因而,各界普遍認為「國片要起飛」,一掃自1980年代以來臺灣電影工業持續低迷的狀態。

然而在臺灣,對於將現在的「影像」,做為一種未來的「檔案」(archive)的思考,似乎與近期以來各類影片大鳴大放的狀況相比,較為匱乏與冷門。且過去很容易被當成一種檔案來思考的紀錄影片,也在近年來紀錄片製作走向的影響下,變成較少繼續討論的議題;因此,影像與生俱來的檔案性格,似乎一直不若文字或圖片來得被重視。在新的影像不斷被快速產製的現代,似乎有必要開始思考,面對今天的影像,將會成為明天的檔案影片(archive film),該如何做有效的蒐藏管理,與活化運用。本文試舉兩個檔案影片,在英國被使用的例子,對照臺灣的現況,討論對於「今日的電影,即將成為明日的檔案」,可能的思考為何。

2011年的下半年,BBC與英國電影資料館(British Film Institute; BFI)合作,製作了一部電視紀錄片系列「Reel History of Britain」(註1)。此系列紀錄片,以BFI自1935年設立以來的,館藏檔案影片為主要資料,佐以設立於英國其他地區的影片檔案典藏機構的資料為輔,設立不同主題(共20集,每集30分鐘)發展之。內容主要著眼於,藉由這些館藏的影片檔案,以今天的目光檢視過去英國人的庶民社會、政治與文化,藉以展現歴史的思維。節目製作單位,並不以古板的學術概念或教育影片的作法,來結構這部紀錄片,反之,藉由打造一輛流動的電影放映車,帶著檔案影片,拜訪和當集主題有關的人、事、物或現場,邀請民眾參與這些「檔案」的放映,重温歴史。

其中一集,是帶著紀錄片《We are the Lambeth Boys》(蘭伯托男孩)(1959)重訪倫敦南邊的Lambeth區,並邀請當年紀錄片中,乃為青少年的主角,在五十多年後,重新觀看這部影片。這部紀錄片,是1950、60年代英國「自由電影」(Free Cinema)的代表作品之一,藉由紀錄勞動階級家庭青少年的工作與休閒生活,顛覆英國當時主流媒體對待勞動階級(特別是青少年)的看法。

節目的重點,並不在於重新介紹這部紀錄片經典,而在於探看當事人的反應。五十多年過去,當年影片中死黨們的人生際遇變化頗大,「重看在影片中的自己,彷彿在看別人的生命故事」,其中一位主角說。這個作法有效突顯影片檔案亙古彌新,同時做為歴史與現今連結,除去文字與圖片的,另一項媒介。另一方面,檔案影片中所呈現的衣著打扮、行為舉止,也提供現今的觀眾、研究者,對社會現況進行歴史性反思,與學習歴史文本的機會。

事實上,單看這部紀錄片的原始製作,其實並不完美;一如當時許多的紀錄片一般,這部紀錄片的主述旁白,對觀眾進行強勢的主觀引導,並沒有在當下突顯其潛在的社會或歴史價值。然後,經過時間的催化與隔絕後,變成「檔案」的影片,因為觀眾早已脫開其影片的現實背景, 有距離的觀看,反而讀出影片原本並不具備的、新的價值和意義。

BBC與BFI,也配合節目播出,透過網站的設計,提供民眾對於影片做為檔案的基礎認識,甚至教導民眾如何自己動手保存家中的影片資料。俾使大量透過現今隨手可得的攝影器材,所製造出來的常民活動影片,在未來,也能成為歴史檔案的一部份。

關於影像成為檔案的另一個例子是,BFI重新修復的影片《Wonderful London》(1922)。BFI每年於秋季舉辦的倫敦電影節,都會選擇幾部重新修復的電影進行放映,這個放映欄目的設置,並不單純僅為提供電影或其他相關領域研究者,觀看影片拷貝的機會,更重要的,是讓民眾有機會透過檔案影片,認識過去。

今年的放映片單中,便包括這部由Harry B. Parkinson攝製的黑白默片。主題為倫敦街頭當時的各種現象,舉凡公共交通、市集,乃至於那個時期的外國移民生活。影片的原始製作定位,其實是在商業電影院裡放映的商業電影類型之一,由現今的眼光來看,一方面展現二十世紀初倫敦庶民的生活面,另一方面,也提供古今對照的某種趣味和研究課題的可能性。以這部影片為例,影片中呈現出早期華人移民聚集的落腳之處,在今日倫敦的Limehouse一帶,其原因在於這裡是倫敦早期泰晤士河的港口之一,需要勞力,因而聚集大量華人移工(另一個族群是非洲裔移工)。現今倫敦的中國城,地理上距Limehouse已有相當的距離,是倫敦市中心商業與觀光的精華地段,緊臨劇院密集的West End和購物區Regent Street。今非昔比的中國城所在地,透過《Wonderful London》,歴歴在目的影像,呈現華裔移民社會與經濟身份,在英國的歴史性變遷,當然是社會學研究的好文本。

反觀臺灣,對於影像成為檔案的未來性思考,雖然早有討論與例子(如:國家級的數位典藏計畫、影資館的老片修復,臺灣電視公司捐贈給臺南藝術大學的新聞資料片等),公部門成立的相關機構,也早已設立存在,只是機構本身未能有更加健全,或有效的使用檔案影片。如:國家電影資料,囿於經費、規模與人力,對影片的典藏維護僅能及於電影研究的主要目地,要進一步全面思考影片做為一種檔案,同時建構各種機制讓檔案的使用能活化,以乎力有未逮。南藝音像紀錄與維護所,在其紀錄片教育過去的累積下,對於影像做為檔案的理論化基礎相對足夠,但似乎也受限於主客觀因素,因而未能將其有所擁有的資源做更有效的使用。進一步的,也就難以對全民推廣,保存影像做為一種檔案的重要性。

另一方面,除部份高等教育、中央主導的典藏機構和計畫,以及媒體單位(如:電視臺)外,地方政府,雖有設立電影博物館或電影圖書館者,但是對於保存影片的思考,仍舊著眼於電影文化藝術發展的延伸觀點,尚未進展到影片做為檔案的思維,因而對於庶民所產製的影像,目前尚未有特別的機制可以將其視為未來的檔案,進行蒐藏。

從放大的觀點來看,因為現今影像科技的發展,由於攝影與影像產出技術的變革,影像的產出,也未必為專業者才能掌握,家用數位攝影機、相機、行動通訊裝置等,都成為可以產製與儲存影像的工具。另一方面,原本需耗費極大資源才能被保存的影片拷貝,也因為數位化影像的產製日多,因而在保存和使用上,也朝向較為經濟的方向發展。我們或許可以相信,數位化的影像,在未來被保存下來的可能性,透過今日網路的應用(如:Youtube)等,各類開放性的數位平台,可以不斷地流傳下去,存在的時間與流傳的廣度,將倍增於過去的影片。

然而,愈容易產製的產品,其消逝的速度也會愈快,如:第一部以古騰堡印刷機印制的聖經,現今還可以得見,但後來大量發現的印刷品,未必全部都流傳。以及,有部份乃以影片膠片、或磁帶形式存在的拷貝,除私人蒐藏外,亦缺乏更多的保存機制。因此,在臺灣,對於影像做為一種檔案的重要性,或許從現在開始認真思考,建立良好的觀念與機制,待一段時間之後,便可以看出影像做為檔案,在文化上、歴史上與社會資產等面向的龐大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