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甫結束的第四十九屆電影金馬獎，因為臺灣本土電影的獲獎成績不盡人意，因而引發一陣，不論是該獎項是否停辦的政治口水戰，亦或是金馬獎該是地理區域性的、或是文化地域性的電影獎的定位討論。設若，將金馬獎視為是一項檢驗電影產業發展的指標，那麼，從金馬獎所引發的，臺灣內部對於電影產業發展現實與想像落差的焦慮，其實可以延伸思考到，長久以來規畫中、但一直未能落實的「臺灣電影文化中心」的設置，確實有加緊腳步的必要。
臺灣電影，在1980年代起因諸多因素影響下，在商業市場開始萎之時，
郤出現「臺灣新電影」，繼而因為新電影以降的幾位電影導演及其作品受到國際影展矚目，呈現臺灣電影在國際上被視為重要的文化藝術成就，但是在產業市場上，發展低迷的反差現象。直到近期，新一代的電影工作者力圖振興電影產業，並且以商業市場為主要導向，製作出賣座的院線電影，回歸電影產業做為大眾娛樂文化、消費商品的層面。然而，消費市場能被普遍接受，因而創造成功票房的商業電影，與在屬性上強調電影做為「藝術創作形式」的電影獎的設置，未必能有交集；進一步說，多數電影獎項的設立，其目地都不在檢驗電影商業市場的成功與否，而是以電影在創作層面的成就，做為評判的標準；電影在商業的成就，原本自有市場票房機制做為驗證。
多數以上院線做商業放映為目標的電影，不論採行獨立製片模式，或是製片公司主導計畫，其投資金額皆非一般影像創作者能負擔；亦即是，多數院線電影的製作，原本就是一件商業估算的結果。在商業成功的前提下，一部獲得資金拍攝的電影，能包含多少創作意圖與藝術成份，實在是電影作者以自身酬碼（過往的票房實績、獲獎紀錄等），和商業系統打交道的妥協結果。坦言之，臺灣電影曾經有過被視為在藝術成就上極高的電影作品，但其成就很難完全反映在電影做為商業的票房數字上，而當電影做為所謂文化創意產業，並且被奉為首要思維的現實下環境，電影的創作與藝術成份，自然只能打折扣，繼而犧牲部份「獲獎」的可能。固然，有為數不少的電影能兼顧電影藝術性與商業性的考量，但更多的電影，其實是被放置於電影形式光譜的兩端：做為一種商業目地的「商品」，亦或是做為一種創作意圖展現的「藝術」。
綜合以上所述，便造成今日臺灣電影的焦慮：以金馬獎等電影獎項，做為衡量臺灣電影本體價值的指標；亦即獲獎與否，便是對臺灣電影本身的肯定與否。這對電影做為國家重要的文化與藝術表徵，以及電影工作者不論以商業為前提，或是創作為思索的努力付出，皆為一種不公的簡化指標方式。如果，能有專責的電影研究與典藏、教育與推廣機構，持續為臺灣電影建立除去商業價值以外，文化與藝術面向的肯定與論述，如此一來，當金馬獎（與其他電影獎）在逕行其專業的電影評審機制之時，臺灣電影獨自的文化藝術價值，也才能在專責機構的妥善思考下，有可長可久的脈絡被建立。更進一步地，以文化創意產業的思維來看，藝術創作做為核心，核心之外才是產業，電影研究典藏與教育推廣的專責機構，便是在照顧電影創作與文化的「核心」。如此一來，臺灣電影的總體發展，才有藝術創作與產業兩端，相輔相成的合理機制；更進一步看，臺灣電影的重要性，也會被多元的延伸，而不需僅仰賴電影獎的獲獎成績，做為對整體的判斷。
國內現階段，除高等教育系統裡的影視相關科系，致力於以電影人才培育為目地的電影製作與教學研究外，僅有位於臺北市的「國家電影資料館」，勉強可視為是「國家級」的專門電影研究機構。然而，因為長期以來資源的不足，縱使在臺灣電影研究的範疇裡，已有許多累積，但在軟、硬體發展皆受限的現況下，仍有諸多力有未逮之處。新整併的文化部，在其組織架構下雖設有影視產業司與影視產業局，但其屬性主推電影做為產業，而非電影做為文化與藝術為主軸。期待文化部附屬的行政法人機構「臺灣電影文化中心」能早日落實設立，才能將一直以來，是為國家文化與藝術重要領域之一的臺灣電影，透過研究典藏、教育推廣等機制，建立更完整的論述，更進一步地做為，接續臺灣新電影之後，將臺灣電影文化，持續推向國際的基地。
陳斌全／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(King's College)電影研究系博士候選人
